“往日的工人村，硬像个大破窑。华中最大的棚户区，住得人发毛。我的好婆婆，您家莫急燥。国家出钱建高楼，把棚户区来改造。欢天喜地搬新居，鞭炮冲云霄！”在武汉市青山区，吴传发老人用湖北慢板唱出了老工业棚户区改造前后的沧桑巨变，也唱出了居住条件改善给群众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949年的8.3平方米提高到2018年的39平方米，住房保障作出了巨大贡献。回顾70年的历程，住房保障不断走向健全，在中国甚至世界住房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当前，随着我国住房保障立法加快推进，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从“忧居”到“有居”
在中国人的传统里，房子不仅是居住落脚的地方，也是生活的容器和心灵的港湾，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城镇住房实物分配、低租金使用的福利性住房制度。这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城镇人口快速增长，住房建设仅依靠国家财政投入，难以实现良性循环。当时在全国很多城市，住房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在煎熬中等待福利分房，曾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转机发生在改革开放前后，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解决住宅问题的路子能不能宽一些，之后明确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构想。这一时期，部分城市陆续开始进行住房制度改革探索，“提租补贴”“出售公房”“住房金融”等新鲜词儿，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也为之后的住房制度改革探了路。
试点城市的探索为解决住房问题打开了一扇窗，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等待福利分房仍是一场看不见尽头的马拉松。为了缓解住房短缺问题，上海、武汉等城市出现了“鸳鸯楼”“解困房”等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过渡住房。“现在觉得解困房的条件还是艰苦，但从那时候的居住标准来讲，能满足一般生活需要就已经很好了。”武汉市房管局原局长蓝宾亮表示。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虽然住房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住房商品化、社会化，但改革的初衷和主线仍是解决住房短缺问题，实现“住有所居”，这体现在历次的住房制度改革中。
199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199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对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廉租住房，对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经济适用住房。
从等房到买房，从蜗居到择居，一夜之间，住房小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上世纪90年代的住房制度改革解开了束缚在房子上的绳索，人们逐步实现从“忧居”到“有居”的转变。在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住房保障体系也逐步形成，财政、土地、金融和税费减免等支持政策不断完善。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棚户区改造再到共有产权房，住房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建成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宣告，我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住房保障领域的成就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谢里夫认为，中国政府制定的住房保障政策、相关案例以及倡议，在实践中得到了最佳证实，应该复制到世界其它城市以解决住房问题。
千百年来，“住有所居”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新中国成立70年来，住房保障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托底作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网、稳定器、助推剂。1994年至2007年，全国共建设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1000多万套。自2008年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来，到2018年年底，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合计开工约7000万套，约两亿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
在安徽省合肥市，龚益平老两口就是住房保障的受益者之一。“老房子里照不到阳光，晒被子都要拿到路边去。我住这里一直没有家的感觉。”龚益平每月有3000元退休金，除去医保后每月有近1000元的看病花销后所剩不多，加上老伴儿没有工作，多年来，龚益平家身处“夹心层”，既买不起商品房，也达不到申请廉租房和公租房的条件。
2013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公租房与廉租房房源并轨统筹使用。合肥也加快住房保障“提标扩面”，降低保障门槛，这让龚师傅一家迎来了希望。2018年，龚师傅通过摇号分到了位于蜀山区的公租房。今年8月，了解到龚师傅每周要定期去医院，当地房屋管理部门主动帮他们调换到了离老城区医院最近的公租房项目。龚师傅说：“我一直盼望有这样一个好房子住，盼了多少年了。”
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有3700多万困难群众像龚益平一样住进了公租房，累计近2200万困难群众领取了租赁补贴。此外，经济适用住房、拆迁安置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棚户区改造一举多得，为缓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改善社会治安环境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8年年底，上亿居民实现“出棚进楼”。
住房保障事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而且优化了城市功能，提升了城市综合承载力。到2018年年底，有390多万新就业无房职工、810多万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到公租房保障。通过棚户区改造，1500多万农民住进了配套完善的安置房小区，实现了就地城镇化。
住房保障取得历史性成就，但也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例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城乡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新市民群体的保障需求不断增加，住房保障要解决区域和结构分布不均等问题。此外，保障对象的识别和分配方式不够精准，一些保障房选址配套有待优化、运营管理能力也有待提高，而这些都将在住房保障体系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
加快健全住房保障体系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念兹在兹。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项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努力把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办成一项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德政工程。
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住房保障工作如何落地？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指出，201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的重点工作之一是以加快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为中心任务，健全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在‘保基本’的过程中，也有一个质量改善、配套齐全、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安心体面的过程，做到安全、绿色、更有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所所长、研究员王微表示。
“来社区之前我一直住在附近村里的民房，环境和居住条件很差，下雨天回家要趟满脚的泥，特别是晚上回来黑灯瞎火，很没有安全感。”说到近几年的居住变化，刘迎春难抑激动之情。5年前，刘迎春加入进城务工大军，来到陕西省宝鸡市。受益于覆盖面越来越广的住房保障政策，他从远郊的村里搬进了当地有名的安居工程——金河尚居社区，居住条件完全不输当地的商品住宅小区。
今年5月初，全国公租房工作座谈会在宝鸡召开。当记者一行来到金河尚居社区参观时，刘迎春正高举球拍跟邻居们打羽毛球，不远处还有居民们搭起了舞台，欢快的陕北鼓舞跳了半晌。这里的居民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品质能够得到保障的原因除了完善的生活配套和丰富多彩的社区生活外，就是居民们还能享受多种职业技能培训……
在刘迎春这类新市民居住条件改善的背后，新的住房保障体系正在形成。
公租房保障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为困难群众提供可负担的租赁型住房，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方式，也是保障困难群众居住权的重要途径。今年5月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4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的意见》，要求各地将规范发展公租房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坚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在国家统一政策目标指导下，因地制宜发展公租房。
共有产权住房是配售型保障房的主要形式。近几年，北京、上海等城市深入推进共有产权住房试点。2017年，北京制定《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未来5年供应25万套共有产权住房的目标。2018年，上海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工作的实施意见》，将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对象扩大至非户籍常住人口。
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是住房保障工作的重要内容。到2018年年底，在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合计开工的约7000万套保障性住房中，棚改安置住房占4500多万套，在改善住房困难群众居住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推进棚改将严格把好棚改范围和标准，积极推进地方政府棚改专项债券发行工作，抓好项目建设管理。
回望历史，为了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1995年起国家开始实施安居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历史上保障性安居工程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投资最多的建设时期。住房保障工作的发展和成就，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有力注解。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住房保障体系将和住房市场体系一起，共同托举起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安居梦。
摘自 《中国建设报》 2019.09.19 记者 张忠山